依照現代化研究的先鋒人物之一的C. E. 布萊克于1966年在《現代化的動力：比較歷史研究》一書中的認識，“現代化是在可能對自然和社會現象尋求合理解釋的創新意識中顯示出來的”。

　　現代化研究的又一權威人士塞繆爾·亨廷頓于1976年對現代化的理解如下：“現代化是將人類及這個世界的安全、發展和完善，作為人類努力的目標和規范的尺度?，F代化意指社會有能力發展起一種制度結構，它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挑戰和需求”。他寫道：“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復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

　　1984年，日本的樹野佑三把現代化的進程依照“連續模式”和“隔斷模式”的分類，實質上將發展的“流跡軌線”和發展的“階段目標”，以及它們在不同范疇中的表現，人為地排放在一起。同時，在應當把現代化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中卻陷入了形式和術語無窮分割的研究怪圈。

　　1988年，R. R. 帕爾默和J. 科爾頓將現代化解釋為：“20世紀后期，全世界各民族都還在經歷現代化的歷程。它有許多形式，其中最明顯的標志是飛機、超級市場、電腦技術和城市人口積聚。結果之一，是在文明的某些方面出現新的全球一致性。這是一個過程”。

　　1993年，A. R. 德塞認為：“現代化的目的在于把握、評估和量化人類社會發生的巨大量變和深刻質變及其合理分界點的判斷。這些巨大量變和深刻質變開創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通過現代化，人類將進化到一個理性階段的新水平，使其社會環境建立在富足的和合理的基礎之上”。

　　在以上各類學者認識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經過較長時間的研究后于2001年指出：現代化是在人類發展的長河中不斷更新自己的整體進程，永遠具有正向的矢量演化，即在“自然-社會-經濟”的復雜系統中，階梯式地朝向一組復雜的、具有空間邊界約束的、納入時代內容特征的、其相對目標集合不斷提升的、非線性的動態軌跡，其演化序列的極限追求即構成全人類現代化的絕對理想終極。

　　由此出發，又可進一步將人類在某個“不同時段”實施現代化的具體行為定義如下：“一個時段(期)的現代化是指某個特定的空間系統，在人類發展進程中的特定時間間隔，規定一組具體的可操作目標(即預設具體目標)的實現步驟，在此框架內充分識別現代化的三維集合即系統發展動力、系統質量水平和系統公平行為的總體軌跡，并且要求能夠定量地、或在定量基礎上實現高級定性地表征該運行軌跡接近時段(期)規定目標函數的概率”。

　　不同時段(期)的現代化，只能是人類整體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斷面和一個特例，它是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和地理范疇交織的、具有時空耦合規定的、有關當代“體制調適”“經濟能力”“科技水平”“社會結構”“文明進程”“人與自然之間協同進化”“可持續發展能力”等的綜合度量，并應隨時監測“需求”對理性規范的逼近程度。